温州网讯 改革开放30年，温州的版图没有发生变化。但在这个框架内，却不断出现裂变。这种裂变，伴随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一路走来。

　　1981年6月，国务院同意苍南从平阳划出，单独设县；同年9月，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实施市管县的新体制，袁芳烈任中共温州市委第一书记，郑嘉顺任温州市代理市长。

　　其后，瓯海设县、鹿城设区、龙湾成立，瑞安乐清改县为市……

　　区域定义的变化，带给各地的不单是一个新的称谓，尤为重要的是，它给各行政主体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苍南从分县到立县

　　1981年3月6日，中共平阳县委、平阳县革命委员会向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关于要求分县问题的报告》，报告的理由是“平阳县地大人多，行政领导力所不及；经济落后，地区之间很不平衡，经济结构复杂，山海之利不能得到发挥；民族、语言结构不一，山区、老区建设不快，群众生活仍很困难”。

　　6月18日，国务院给省政府下达批复，批准设立苍南县。将原属平阳县的矾山镇以及灵溪、矾山、马站、金乡、钱库、宜山、桥墩7个区的72个公社划归苍南县管辖，县城设在灵溪镇，隶属温州行政公署领导。7月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平阳县划分平阳、苍南两县的通知》。10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建立中共苍南县委员会，任命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11月5日，苍南、平阳两县分署办公。

　　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出现的第一次行政区划裂变，分县的实质，是实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合理部署，以此谋求各地的均衡发展。

　　此前的平阳县，人口200多万，因为鳌江阻隔，两岸的间距变得十分遥远。县干部下乡到当时最南端的公社，通常往返要走上几天时间。平阳以昆阳为政治中心，以鳌江为经济中心，而南岸积聚93.9万人口的7个区，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起到引领作用的中心点。加上交通不便，县级权力的渗透，几乎都被搁置在区、公社一级，很多山区成为了政策贯彻的死角。

　　新成立的苍南县，将灵溪作为县城，形成的辐射半径恰如其分地将7个区归结到了一起。这种管理体制的变革，直接让鳌江以南的苍南县受益。

　　苍南与福建接壤，是浙江的“南大门”。建县之初，全县实现生产总值1.76亿元，工业总产值488万元，财政总收入150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69元。所谓穷则思变，建县之后，依托新的行政区划，当地不断扩大原有的产业优势，在家庭纺织业、铝塑工艺品制造业、商标印刷业以及塑料编织业上大做文章，并创造性地在龙港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农民城，实现了当地、特别是平原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到2007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177.6亿元，工业总产值403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704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609元。

　　以“玉苍山”、“江南”合而为一的苍南县，成为温州行政区划调整过程的最大受益者。

　　建市让中心更加突出

　　几乎与苍南建县同步进行，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现了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实行市管县的新体制。

　　在此之前，温州所辖各县由地区管理，温州市的概念，其实单指鹿城等市区部分。这种行政区划，使得市区的行政级别高于当时的各县，地委和专署无法在统一层面上对全区工作作出统筹。时任代理市长的郑嘉顺告诉记者，地市合并之前，温州市的书记由地委副书记兼任，具有相对独立的行政职能，地委的工作容易受到制约。特别是这样的设置，使得地委所在地不能成为温州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市区的概念因此变得十分含糊。这对于温州的全局发展，弊大于利。

　　地市合并后，这种多重领导的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温州市以一个中心向外辐射的形态构成，在管理上形成匀称的梯度关系。1981年12月12日，原隶属于老温州市的瓯海设县。到了1984年，在行政上完全隶属于新温州市的鹿城区成立，同年龙湾区成立，1992年瓯海撤县建区，至此，三区并举且经济匀称发展，这为后来温州市规划大都市区提供了广阔的腹地并创造了先决条件。到2007年，鹿城区GDP达262亿元，与1984年建区时相比，增长260多倍，财政总收入达到28亿，商品零售总额达到325亿，在全国县级排第一；瓯海区GDP达192.85亿元，财政总收入22.12亿元；龙湾区GDP达182亿元，财政总收入24.3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