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支玲琳】有人说，电视选官是形式大于内容。作为亲身参与其中的现场评委，您怎么看？

　　【江苏省南京市社科院院长 叶南客】2000年的时候我就参加过省里组织的副厅级干部公选，当时我是考官。在公推公选上的创新尝试，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年。虽然有人会说形式大于内容，但我认为有这形式和没这形式差别可太多了。在我看来，从形式到内容，公推公选都是越来越多地增加民主元素。可以举个例子，2000年被公推公选上的省民政厅副厅长，原来不过是一个才30几岁的副处级年轻干部。按照传统的选拔程序，即便是工作业绩突出，要提到副厅的位子，至少熬10年。但有了公推公选制度后，这种没有任何背景和后台，但是工作能力强的年轻同志，一下子进入了选拔行列。而且这不是个例，像现在的江苏省旅游局副局长，还有这次“电视选官”成功当选的南京市劳动保障局局长等等，都是通过公推公选而选拔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

　　在这个过程里，老百姓虽然不参加投票，但是通过电视的观察，也感受到了民主的氛围。比起以前换届前的神秘感，无疑这样的方式是要好太多了。

　　【记者 支玲琳】短短五分钟的讲演，寥寥数个问题，能全面了解候选人的素质吗？电视选官，是不是只是满足了老百姓的“旁观权”?

　　【江苏省南京市社科院院长 叶南客】无论是这次选拔，还是以前我做主考官的那次选拔，不得不承认，前三名都是一轮轮面试、笔试硬考筛选出来的。而且像这次，下面还坐着240名评委，仅仅一两个人有好感是起不了作用的。这些关卡的设置，已经保证了候选人的基本素质。事实上，他在公推公选这个过程里，并不只是镜头前的那十几分钟。

　　而且这次南京公推公选还有一个特殊背景，就是我们的市委书记是今年2月刚刚从北京调过来的，对南京的情况还在熟悉过程中，而政府换届任务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当时组织部门就建议公推公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最大可能地把最好的、最合适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假如再按照传统的层层汇报，反而关系复杂。通过公推公选，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记者 支玲琳】公推公选中的民众参与色彩不强，是观察者质疑的关键点。老百姓可以看到“谁在选”，但并不决定“要选谁”。我们注意到，候选人在演讲中总是讲“感谢领导”的话，您认为这是候选人在语言系统上一时的转换困难，还是因为一种下意识？

　　【江苏省南京市社科院院长 叶南客】两方面都有，既是语言习惯，也是心理惯性，但这很正常，大家都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但是南京公推公选绝不是领导中意不中意的问题。民意当然很重要，因为得到群众的公认就是最好的公认。但对于选拔用人制度的思考，还是应该在目前的体制框架内，更加务实地去思考，这也是我在参加了多次考评之后的个人思考———今后在群众推选环节，要更加重视部门内的民主推选环节。官员选拔毕竟不是社会选举，发动社会群众进行普遍海选并不现实，因为老百姓其实也并不了解身处部门深处的官员。在这个意义上，原部门的同僚、上下级比谁都要有发言权。假如组织部门能够在这个环节上多花时间进行调查，更加重视候选人在本系统的群众、领导的公众推选分，那么将具有更大的实际价值。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应该通过长期考察来发现。像英国的文官选拔就是在本部门里，通过多年的考核，有的甚至是模拟或者代理，让他干个一两年，不好还可以换人。我们现在是选拔一个系统内的领导，除了服务精神，更需要专业背景和系统经验。如何在系统内切实加强民主推选的力度，这更契合当下中国的现实政治需求。

　　【记者 支玲琳】“实现组织认定和群众认可的统一”，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干部选拔制度的追求目标。在具体操作上，比如民选，不是不能考虑，但是在群众范围上需要现实的厘清。只有务实的思考，才能把政治文明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