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这几年说他从没有说过西藏独立的事情，说要在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吗？达赖在‘３·１４’事件之后说他不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也不反对抵制中国奥运会，他的言行一致吗？”

　　王丕君说，从１９６０年到２００７年，达赖每年３月１０日都发表所谓“起义日”讲话。他不断强调，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藏族人与汉族人的关系方面，藏族是藏族，汉族是汉族，是不一样的。“这无疑是在挑拨民族关系，挑起民族矛盾。”

　　王丕君说，达赖先后在１９８４年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计划”、１９８８年在欧洲提出“七点新建议”。而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动乱时，达赖的观点迅速回到了１９７４年以前的论调。

　　王丕君分析说，当中国发展处在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受到一些国家遏制时，达赖就主张不与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进行和谈。而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发展平稳快速、国际地位稳步提升，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重视时，达赖的讲话则变得比较温和，大谈青藏铁路没有破坏环保、西藏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等。

　　“达赖对待西藏问题的态度，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影响力有关，可见达赖是个见风使舵的人。”王丕君说。

　　他说，其实达赖的谈话早就直接反映了他的“藏独”立场，“达赖说，‘我们控制了一个活佛，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寺庙，就等于控制了一个地区’。这说明，达赖实际上完全将宗教视为政治控制的手段和从事分裂活动的途径。”

　　“这也正是为国际社会所不理解的藏族僧人为什么参与打砸抢烧事件的原因。”王丕君强调。

　　不少外国人对达赖也颇有微辞。王丕君说，自己去年在法国见到皮尔·卡丹时，皮尔·卡丹说他曾为达赖提供物质等方面的支持，而达赖则在国际上影响增大后便不理他了，说明达赖是一个政治和尚。

　　王丕君还引用一些西方名流的话印证皮尔·卡丹关于达赖的印象：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表示，达赖是穿着意大利ＧＵＣＣＩ皮鞋在全世界周游的政治喇嘛。

　　达赖的“作秀”本领已经为追随他的部分喇嘛所继承。王丕君说，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第一批境外媒体去西藏采访时，发现有一群小喇嘛在寺庙门口哭泣。他说，这种“哭泣”此前在西藏自治区和国务院新闻办在国外组织的藏族文化交流活动中就已经出现过，不过是一些经过达赖训练的年轻人的一种政治宣传，目的在于引人注意。

　　“实际上，达赖集团一直在作秀，真正帮助西藏发展和为西藏谋福利的事情，他们则一点也没做。”王丕君说。